40亿，38亿，31亿，作为2008年哈尔滨奥运会主会场的国家体育场，在一年多时间里，先后的工程造价估算一变再变，前后相差达25%。除去安全问题，资金预算已成为“鸟巢”停筑的另一个关键点。

“无意识决策”

“‘鸟巢’方案工程造价估算38亿，略低于设计招标书中组织方规定的造价控制40亿。”这是2003年4月，“鸟巢”方案主设计人之一、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李兴钢透露的数据；2003年6月，在国家体育场方案选定之后，在博鳌的投资审查会上曾确定“鸟巢”投资估算35亿；而各方消息印证，目前高层研讨、努力的目标是控制投资在31亿。

2004年7月30日，举国瞩目的“鸟巢”突然停工。

是钱的问题还是安全问题？

“‘最好的奥运会’不等于花钱最多的奥运会，申奥成功和民族自豪感容易让大家头脑发热。这个时候如果政府不能保持清醒，那么在决策中肯定会留下隐患。”同济大学博导、亚洲房地产学会理事葛震明教授说。

而事实上，国家体育场的方案招标确实在这样的情绪中开始了。标书中40亿控制造价和开启式屋顶赫然在列。

在2003年4月最后入围的三个方案中，工程造价估算已基本明确，“鸟巢”38亿，第二、三位分别为30亿和28.2亿。在领导、专家、群众“难得高度一致”的情况下“鸟巢”堂堂正正中标。而“鸟巢”还因屋顶开启费用仅占总投资5%，远低于标书要求的10%而广获赞同。

然而，戴高乐机场通道坍塌事件直接引发了高层对“鸟巢”的集中关注。今年6月初11位院士集体上书总理，总理把批示转给哈尔滨市领导，奥运场馆的安全性、经济性问题一时成为焦点，7月30日“鸟巢”全面停工。

“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，毕竟这样大跨度的东西以前没人搞过。但是‘鸟巢’方案的安全性问题，一直没有凸现出来过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浙江大学博导董石麟教授说。

7月进行的抗震设计超限审查，“鸟巢”被认定“要求修改”，专家认为只要不断优化设计、深化设计，精心施工，安全应该不成问题。

于是，民间流传，去掉开启屋顶、扩大开口、每平米用钢量从1000公斤降到350公斤只是为了实现控制投资31亿的基本目标。

“原先要求的东西，认可的东西，现在都要推翻掉，停工的损失很大，造成的影响也很不好啊！”一位参与“鸟巢”设计方案的教授痛心地说。

同济大学博导、国际建造师协会副主席丁士昭教授认为，工程管理的决策阶段必须包括组织决策、管理决策、经济决策、管理决策，完成了所有决策，然后才是实施阶段和运营阶段。而决策阶段最核心的工作是明确项目目标定义，即投资数额、质量标准、进度要求。

“我们现在很多的决策出问题，看起来是缺乏科学的意识，但根本上是缺乏管理的知识。没有知识，哪里来意识？决策只是凭感觉罢了。”丁士昭教授说。

国家体育场工程正是由于在决策阶段缺乏明确的目标定义，直接导致了实施阶段的盲目，才造成了当前局面的尴尬。而在国内历年来的重大工程中，盲目决策造成的投资浪费、效率损失简直无法估量。

国家统计局《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》显示，1958至2001年我国投资项目失误率接近投资项目的50%！

政府干预下的“三超”

关于“鸟巢”的施工预算，有媒体报道将“超过开工前估计的40%～50%”。

“博鳌会议确定投资35亿，去年秋天听说已经和中标方就把工程预算谈到28亿、24亿了。超预算10%最多了。怎么会超那么多？”一位专家对此传闻表示不解。

然而“决算超预算、预算超概算、概算超估算”长期以来的确成为中国众多工程项目的痼疾。

在决策失误的背后，是深层的体制问题。

“国家早就有一整套流程控制投资的，但是效果不好。主要原因在于投资主体不明确和政府干预建设太多。‘三超’就是这样来的。”一位政府投资咨询专家反映。

在现行体制下，重大公共项目的投资者往往是政府，责任主体不明确，“花政府的钱，责任心不强”。项目投资是弹性制，立项以后的资金缺口总是可以得到投资追加，为“钓鱼工程”通过擅自更改设计，扩大规模，迫使投资部门不得不追加投资的工程，创造了天然的条件。作为控制投资重要手段的投资咨询机制，1990年代便得以建立，然而在行政干预下基本沦为程序形式。责任主体的